摩根士丹利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以来已经成功的协助其他的中国本地公司在海外发行上市、融资、购并活动，参与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并一直在中国进行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其他投资。
就在不久前，美国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成功承销平安保险公司在海外上市项目。
不仅如此，摩根士丹利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以来已经成功的协助其他的中国本地公司在海外发行上市、融资、购并活动，参与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并一直在中国进行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其他投资。这些都深受投资者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日前，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文礼信来到北京，借此契机，记者就一些焦点问题采访了他。
协平安成功上市 总体来说，平安保险公司的上市非常成功。投资者不仅关心中国公司的治理情况，还关注世界各地其他公司的治理情况，要求这些公司的治理是非常高水准的
记者：有消息称摩根士丹利这次承销平安保险公司在海外上市，规模比原来的调低了，但后来又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是否对此惋惜？平安保险的招股价估值比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人保（保险公司）的都要高，高估的依据是什么？中国人寿事件使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透明度的问题有些疑虑，很多分析师下调了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的预期，那么平安保险的上市是否会扭转中国企业海外首次公开募股（IPO）的预期？
文礼信：总体来说，平安保险公司的上市非常成功。投资者不仅关心中国公司的治理情况，还关注世界各地其他公司的治理情况，要求这些公司的治理是非常高水准的。在世界范围内，公司治理都是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做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都必须要非常高。当然，每个市场都有失败、不成功的时候，不仅在美国市场，在其他很多市场也都面临这样的情况。我接触过很多上市公司，他们的高级管理人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很有意愿了解什么是最高的公司治理标准以及国际的标准是怎样的。
记者：平安保险和中国人寿都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的IPO（首次公开募股），那么对平安保险和中国人寿亮点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摩根士丹利说服投资者首先要克服的疑虑是哪些方面？
文礼信：寿险业务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如何具体看待这个业务的价值，另外还有这个业务发展的前景，还要看到公司的管理团队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同时，他们还关心公司治理标准情况以及公司透明度等等。平安保险的一个优点是公司的管理团队给投资者的印象非常深，因为这个团队中的人或者在平安保险有相关的业务经验或者在其他的保险公司有相关业务经验。所以说管理团队对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
记者：平安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不同的地方是有金融控股的概念，那么这在上市方面是否有体现？国际投资者是怎么看的？
文礼信：我想平安是一个寿险公司，从这方面对它的价值进行评估。当然它是金融控股形式，所以以后可以开发自己其他的业务，我想这也是其以后业务的增长点。
记者：听说中国人保在上市挂牌前比较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是最后价格的制定，那么平安保险这次上市之前是否也有一、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进行讨论？
文礼信：从价格来讲，首先是看这家公司的可比较的同行公司的价格，另外要考虑公司的增长前景。把增长前景和价格进行计算，实际上很多东西是市场定的。比如，投资者会说买哪个类型的股票，在哪个时间段买，我的价格区间是怎样的，从市场上也会得到信息的反馈，总之，是把所有的东西汇合在一起。这个价格一方面使公司可以在股市上募集到资金，另一方面要让投资者对这个价格也感觉非常好。
处理不良资产
处理不良资产做起来不是特别容易，要求做业务的人有专业知识、相关经验，在收购方面也要有谈判方面的技巧和相关知识，看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债务收回来
记者：摩根士丹利最近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账面值28亿人民币不良资产，拿到这个不良资产之后将如何处理？
文礼信：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团队负责收购不良资产。这个业务做起来不是特别容易，一方面要求做业务的人有专业知识、相关经验，第一步是对不良资产、债务组合进行估值，这需要专业知识；另外，在收购方面也要有谈判方面的技巧和相关知识，看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债务收回来，所以这个业务做起来不太容易。摩根在日本有类似的国际经验，所以可以将这个经验用于解决中国的不良资产。
记者：有消息称，有关部门以后会赋予资产管理公司更大的自由度，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会有什么影响？
文礼信：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在收购了不良资产以后也是要找投资者再出售，比如华融公司，我们就买过他们的资产，另外信达也在银行买过不良资产，他们也会找买家再卖出去。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后会比较活跃，但这种活跃并不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记者：去年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宣布要建立一家联合的公司处置一批不良资产，今年这个公司准备得怎么样了，是否还有一些什么障碍？另外摩根士丹利最近是否准备与一家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来收购不良资产？
文礼信：我们是准备和建行联合成立公司，但这需要中国政府的批准，目前正在等待阶段。我们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一直在寻求机会，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跟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一起合作，我们也会和一些伙伴共同购买不良资产。因为今后中国将有数十亿不良资产业务，在今后这些年中，这将是我们业务的一个方向。
建行IPO 建行的管理团队充分认识到了公司重组的重要性，准备是非常认真的。因为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所有大的国有银行都需要重组，管理层认识到了这方面的重要性，也致力于重组
记者：中国建设银行的上市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IPO项目，摩根士丹利也是其主要的承销商之一，建行目前正在吸引战略投资者，这是其上市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2006年中国的金融市场是逐渐开放的，那么建行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是怎样的？因为过去出现过投资者对持有股票经过短期持有就抛掉了，对公司治理并没有起到改善，而银行又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对治理改善方面有什么考虑？
文礼信：具体的交易情况无法说得太具体，建行的管理团队充分认识到了公司重组的重要性，准备是非常认真的。因为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所有大的国有银行都需要重组，管理层认识到了这方面的重要性，也致力于重组。
假如这些国有商业银行认为需要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是可以这样做的。在这方面也有其他的例子，就是引进战略合资伙伴可以采取几种形式，一种战略合作伙伴是做一次投资就完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像中国铝业公司，在他们上市过程中，我们曾介绍美国铝业公司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合资，这是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的另外一种形式。目前中国大的国有银行，从投资者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不仅仅是一次投资就完了，也许还有其他合作的举措。
金融领域合作 摩根士丹利在中国这方面的投资都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帮助了中国公司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帮助国际投资者有了很好的回报
记者：由于银行的领域比较特殊，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可能更倾向于哪种合作方式？
文礼信：从银行的角度讲，合作伙伴应该有专业知识，比如风险管理、金融财务控制，包括在银行零售行业方面的知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是最复杂的，而且相对于其他行业重组来讲也是最难的、最重要的，因为对有效资本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银行只是作为一个渠道，将社会支付功能通过银行来实现。现在则不同了，对于钱的分配都是基于风险的管理和对投资回报的评估才可以运作。这是人们理念的变化，也是体系的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让一个来自国外的第三方帮助我们进行体制的变革，帮助人们改变思维方式，这肯定是有用的。
记者：摩根士丹利现在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有6亿美元，回报率大概是怎样的？目前对中国哪些领域有投资兴趣？对中国政府认为过热的钢铁、水泥等行业，怎么看？另外资料表明摩根士丹利在房地产方面除了上海之外在天津也有投资的意向，在北京市场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在目前中国房地产信贷紧缩的情况下，外资的房地产基金公司在这方面是否更有机会？
文礼信：这个问题具体的数字无法告诉你，因为这个钱是我们代表第三方投资者来管理的，有关公司的商业秘密。总体来说，公司在中国这方面的投资都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帮助了中国公司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帮助国际投资者有了很好的回报。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房地产业务是刚刚开始的，在上海做了两个住宅项目，还有一个是跟房地产相关的不良资产的收购，现在透露这些业务带来的价值有多少为时过早。当然我们愿意在北京做，现在正在等机会。在香港也有类似的业务，近来在香港做了三个写字楼盘的业务，肯定还要进一步扩大业务。摩根士丹利在钢铁、水泥这两个过热行业近期将不会考虑投资。
链接 文礼信(AlasdairG.Morrison)
摩根士丹利
亚洲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文礼信现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驻于香港。在亚洲，摩根士丹利在东京、汉城、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曼谷、孟买、新德里、悉尼和墨尔本均设有办事处。
文礼信原籍英国，自1971年起在亚洲生活和工作。在加盟摩根士丹利之前，文礼信任职怡和集团———一家业务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员工超过16万的知名亚洲跨国公司。文礼信于1994年晋升为怡和集团的集团常务董事，并身兼怡和管理有限公司主席以及香港置地、牛奶国际、文华东方及怡和策略的常务董事。他还同时是怡富集团监察委员会的主席。
经过多年来在香港、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居住和工作，文礼信在亚洲的企业团体和政界建立了广泛的网络联系。而且，他曾参与多个由政府促进成立的高层次工作小组，积极推动香港社区活动。
他现为GrosvenorGroupLimited的董事会成员、嘉德置地有限公司国际顾问小组成员、欧盟经济合作委员会香港委员、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会士、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受托人、香港救助儿童会筹款委员会主席、香港哈佛大学商学院旧生会副主席。
此外，文礼信曾为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建造业检讨委员会和港美商务委员会成员，是英国商会理事会的前任主席、及曾担任香港圣安德鲁会委员会主席。
文礼信于1948年9月29日在苏格兰出生，就读于伊顿公学，在剑桥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哈佛商学院1983年的管理发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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