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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和第一银行(Bank One)于今年7月1日完成规模达580亿美元的合并，大约在三个月之前，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和杰米•迪蒙(Jamie Dimon)都去找过一个人，此人有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芝加哥名字。
威廉•戴利(William Daley)来自美国最著名的政治世家之一，这个家族成员包括从1955年至1976年任芝加哥市市长的理查德•J•戴利(Richard J. Daley)，以及现任市长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 Daley)。威廉•戴利被问及是否想回到家乡，出任新摩根大通中西部业务的董事长，此事标志着芝加哥投资银行业的复兴。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华尔街投行希望从地区性公司那里获得更多业务。上世纪90年代末，华尔街投行忽视了这些地区性公司，当时业务是从纽约直接控制。例如，JP摩根就希望从第一银行在中西部的信贷关系中获益，从而争取到更多业务。
戴利先生曾担任克林顿(Clinton)政府商务部长和SBC Communications的总裁。他接受了JP摩根的职位，并在本月初两家公司正式合并时走马上任。
此刻浪子回头重返风城芝加哥，时机不会比现在更好了。和戴利先生一样，芝加哥投资银行界也在回归故里。该行业传统上一直为美国航空业、汽车产业、约翰迪尔(John Deere)和卡特皮勒(Caterpillar)等制造商，以及嘉吉(Cargill)这样的大型农业公司服务。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驻芝加哥的地区投行小组联合负责人特德•布隆巴赫(Ted Brombach)说：“芝加哥投资银行业正处于一个拐点，我们已有多年未曾见过这一现象了。”瑞士银行(UBS)的卡里•科奇曼(Cary Kochman)补充说：“在多年沉寂之后，这个行业突然风生水起。”两年前，瑞士银行在芝加哥金融区心脏地带建造了一幢50层的大楼。
但对芝加哥的关注并非都是好事。贝尔斯登(Bear tearns)驻芝加哥的一位银行家尼古拉斯•赫特根(Nicholas Hurtgen)上周辞职，因为有人指控说，由于给了回扣，他的银行才被指定为伊利诺斯州管理100亿美元的养老金债券销售。但多数人相信，芝加哥的银行业重新受到关注是有道理的，那就是随着美国经济改善，华尔街很多最大的投行急于在中西部猎取商业机会。中西部是美国工业的心脏地带，财富500强中143家的总部所在地。
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似乎是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当时，华尔街投行的地区办事处多数聘用多面手类型的银行家，他们与客户有着很牢固的关系，而且通常是私人关系。
那种结构在上世纪90年代末起了变化，当时投资银行开始依赖于专家型银行家团队为交易或融资担当顾问。这些专家通常希望销售特定的服务，并经常从纽约坐飞机过来。批评人士指出，这种方法背离了中西部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客户们更重视建立长期关系，而不是达成引人注目的交易。
瑞士银行的吉姆•格莱伦(Jim Glerum)说道：“我们感觉到，中西部的公司希望，专门与这些公司建立关系的银行家在投行内部支持这些公司……我们也相信，在本地执行交易的能力是一个竞争优势。”和科奇曼先生一样，他是3月份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挖过来的10位实业银行家之一。
虽然这种引人注目的攻势打破了这座城市商业界的传统，但瑞士银行聘用的人都是坚定地走芝加哥模式。几乎所有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中西部人，并且如一位圈内人所戏称的，“仍然跟原配夫人在一起”。
其它银行也重新发现，在当地拥有强大业务十分重要。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已选定威斯康星州人、前花旗集团(Citigroup)银行家兰迪•库尔茨(Randy Kurtz)重新建立瑞士信贷的品牌，而这个品牌在该地区一直颇为强大。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曾为克莱斯勒(Chrysler)在1998年出售给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的交易中担当顾问，这是全球最大的业界合并。
库尔茨先生说：“相对芝加哥的城市规模与周边各州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而言，在芝加哥，由本地银行家充当顾问的并购交易比例是比较高的。”
摩根士丹利也在将更多资源投入中西部的一支地方银行家团队。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裴熙亮(Philip Purcell)就住在芝加哥，但要到纽约去上班。
芝加哥可能永远无法抢纽约的风头，成为美国投资银行业人才的集中地。但芝加哥参与了美国年度最大并购案，加上其最重要一位公众人物回到了投资银行业，这已使芝加哥重新成为关注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