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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商业领域的高端业务——金融行业，身受中国最好学校教育之一，有国外游学经历，但却在21世纪现代商学院林立的社会，采用中国最古老的教学方式办了个私塾，并自己开班授课；自认有学者情结，但“无心插柳”的结果，让其抛却了学者梦，成为今天能同时从资本市场和企业经营运作两种角度透视中国公司的商人。
“上学的时候我一心认定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名教授，” 现在已经成为和君创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明夫回顾当年的梦想时语气中流露出一丝遗憾。
名教授之梦与私塾先生
王明夫本科在华东师大读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读的是南京大学法律专业，看起来都与金融无缘。直到从事金融业务8年后才去中国人民大学攻读金融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很多研究生都为发表一两篇论文以完成学业任务而费尽心机，但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候的王明夫已经在全国性的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并因此在学校里小有名气，至今王明夫回忆起来仍然不免脸露得意之色：“我文笔很好，而且我一直认为自己擅长做学问和讲课。”
留在学校里做学问和讲课是王明夫喜欢的一件事情，“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中国，”他一直笃信，只有通过教育才可以改变人，从而改变国家的面貌，说到底人的价值观到位了才能让社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因为对教育的偏好，在从商多年之后，2003年开始，王明夫办了个私塾，满足了自己这个愿望。这被王明夫称为是一项公益事业，因为开办私塾的资金都是由其个人投资，不收学员学费。
办私塾的初衷，是因为王明夫创办和君创业做了五六年咨询业务以后积攒很多案例，“这些案例都是非常有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王明夫说，更切合本土的情况，比那些来自如哈佛等国外学院的案例，对于试图从商的中国本土人士更有意义和更具启发性。
中国所有商学院的案例都是从国外拿出来的，言必称哈佛，动不动就GE如何如何，但是实际上这些案例都距离中国遥远，而对中国那些真正试图追求商业智慧或者真正试图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人来说，中国本土真实的案例比哈佛商学院说的那些案例有意义得多。王明夫多年积攒下的这些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真实案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将对中国本土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投资银行家、基金经理们具有启迪性。但这些案例没法公开讲授也不能写成书传播，所以王明夫决定办私塾，让这些案例“仅供内部交流”。
作为塾主，王明夫被学员们按旧式私塾的规矩称为“先生”，授课的内容涵盖金融和企业管理领域各个方面。除了王明夫亲自授课外，他的很多已经成为业界佼佼者的朋友们也客串讲师，学员之间也互相讲授。
王明夫很为自己的弟子们得意。私塾里的学员主要分两类人，一类是直接从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里招收的博士生、硕士生，另一类是业界资深人士。“很多学员本身潜质很好，内部学习气氛很好，成材的速度极快，”王明夫说，“如果按照惯例以毕业生的薪酬水平为指标来进行国内商学院排名，我的私塾可能是最高的。”而他自己则在私塾中起到精神源头的作用，帮助大家确立做大事情的志向。
终生志趣——并购
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王明夫如愿接到系里留校的邀请。但有一天他去看望系里的青年教师，现实的情形让他大失所望。教师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即使在阳光明媚的中午也需要摸黑才能找到。当时的体制让教师们生活窘迫，“他们都是很好的教师，可是物质条件竟然如此恶劣，”至今王明夫回忆起当时老师们的景况还感叹不已，于是,王明夫决定放弃以往的梦想，去找寻一片更适合自己的新天地。
这一去，王明夫就告别所学的法律专业，开始与金融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的内地城市南京与特区深圳差距很大，观念、收入水准和机制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王明夫决定去闯荡更有竞争性的深圳。机缘凑巧，1993年刚毕业正在找工作的王明夫被朋友介绍给刚刚成立的君安证券的老总，进入君安证券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
“进入君安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是找不到北的感觉，只是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王明夫最初的金融之路并没有什么亮点。王明夫在君安的几年把除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部门转了个遍，从证券分析到上市发行到并购重组再到资产管理然后又回到了证券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最后出任君安证券并购部总经理。“刚入道的时候相当一段时间找不到北，后来就像有一天开悟了，突然就找到感觉了，”王明夫回忆当初找到终生致力的方向时仍然克制不住兴奋。1994年开始，王明夫已经决定终生以并购为主攻领域，并坚信自己在并购领域会做得很好，至少在专业境界上要做到中国并购领域的前三位。
王明夫定下这个志向与其对中国经济症结的判断有关。“中国经济的要害问题首先是结构失效，其次才是运营失效，”王明夫根据自己对中国特殊经济状况的分析得出结论。结构失效，要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基本手段是并购和重组，作为职业人士，他相信这块业务市场非常大，商业机会非常多，对中国市场效率改进的贡献率也是最大的，当然个人成就感也是最好的。在国际上，从职业角度看，做并购业务的人一向被认为是金融贵族中的贵族。“如果你参加了中国电力行业重组，那种成就感肯定和卖红薯或开餐馆攒下两百万元不一样。”
虽然很难用量化的数据来描述国内真正有效促进了企业发展的并购数量，但从自己的商务实践判断，王明夫相信并购在中国“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好”，成功的比例占多数，对收购方和被收购方是有意义的，因为不会有被并购方傻到对自己没有利益还会卖自己的企业，至少这种现象不会大面积发生。所以，“现在大多数并购重组还是有效的，”王明夫认为。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并购重组是中国经济的最重大主题。”王明夫说，因为中国经济的症结在于结构错误，产业结构、经济资源配置是错乱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是失效状态，所以一定要通过并购重组走向新的结构。中国的产业结构更新的过程就是一个持续地并购重组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的要害。
尽管很多研究者认为，大约60%、70%的并购是失败的，但在真实的商业世界，并购实际上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成为企业的一种生存方式，”王明夫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无论有多大规模，企业都处在一种或者准备并购别人，或者准备被别人并购的状态，这是必然趋势。”
尽管在资本市场浸淫多年，王明夫却表示，实际上“我一直只对并购和公司战略感兴趣，对炒股票没什么兴趣”。王明夫形容自己不是一个对市场变化和即时商机反应很快的人，他更适合沉潜下来，练就一个并购职业高手真正需要的那种过人直觉和专业性，像老猎人一样蹲下身来等候猎物的出现。“因为有很好的直觉和眼光，猎物出现时才能弹不虚发”。做并购业务需要钻研和积累经验，老猎人式的眼光实际上是一种修行和历练，是对环境和大势的把握。
并购造就蓝筹
“并购是造就蓝筹的一种主要方式，是一种路径，中国很多蓝筹公司是通过并购重组产生的，”王明夫这样分析并购与中国蓝筹之间的关系。原来大一统的中国电信被拆分成四家后有了市场主体，接下来的行动就是马上展开收购重组、整合资源，如中移动把南方七个省市的电信资源收购了。“并购是产生中国蓝筹的直接方式，”王明夫认为。
“并购更多是整合资源，还必须提升运营效率，”在王明夫看来形成蓝筹公司这两条不可或缺。一方面中石油、首创、中外运公司等中国蓝筹公司并购力度都很大，通过并购占领资源，屏蔽掉竞争对手对资源的争夺；另一方面加大管理力度，使并购进来的资源能够进入有效率运营的状态。中石化进行地毯式收购，狂扫加油站，构成覆盖到中国社会各角落的销售网络，收购完成后就面临管理问题，所以中石化开始上IT系统、加强管理模式、统一标识、统一税收，致力于使全国加油站进行协同运营状态。前一段是并购整合，占位子、抢资源；后一段则是运营管理，提能力、抓效率。
王明夫把他对“蓝筹”的看法写进最近完成的《蓝筹》一书，由于其有多年证券从业人员经验和多年做咨询业务经验，这使王明夫可以站在金融投资者角度和战略、管理两个角度对蓝筹股做综合透视，阐述了他对投资者怎样投资蓝筹股和企业家怎样才能把企业做成蓝筹级公司的观点。
无论怎样去评价今天中国的蓝筹现象，王明夫相信中国市场的一个必然趋势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肯定还是蓝筹。同时中国市场的资源配置，蓝筹也会成为主战场，所以人们应该了解蓝筹、认识蓝筹和理解蓝筹。
但是迄今为止，国内没有一本像样的写蓝筹的著作，超越短期内的蓝筹股涨跌现象升华到一种关于蓝筹的理论架构，站在理论的高度去审视蓝筹现象和蓝筹在资本、产业、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和功能。“我觉得值得去写中国第一本站在理论意义上有关蓝筹的专著，”这是王明夫写作《蓝筹》的初衷。
在书中，王明夫对华尔街蓝筹的衍生过程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华尔街蓝筹股百年兴衰的启示录，以期对中国投资者有启发。
尽管国内蓝筹公司与道琼斯30指数相比规模还比较小，但是“在中国特定商务环境下和金融体制下，中国目前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蓝筹公司已经诞生了，”王明夫相信类似中外运、中集、招行这类标杆企业已经具备了国外蓝筹公司的特征。
但王明夫认为，不能硬性套用美国企业的情况来衡量中国的企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商务环境、经济结构、资源基础和背景，中国的企业不可能变成美国那样的企业，”中国家电企业永远不可能成为日本的索尼或欧洲的菲利普，但并不是说变不成就没有前途。
“与国外蓝筹相比，国内蓝筹公司大多数是国家投资的产物，”王明夫分析国内外蓝筹公司之间的差距所在，例如宝钢是国家投入几百亿形成的，国外蓝筹公司都是“竞争为王”的产物。但王明夫认为作为“竞争为王”产物的蓝筹公司在中国也已经出现，按照书中归纳的蓝筹特征，“招行无论怎样都是一只很好的蓝筹股，”王明夫认为。
《蓝筹》出版后反响强烈，两类读者对《蓝筹》反映最好。一类是企业家，尤其是那种比较有重量级的企业家；另一类是专业投资者，不一定赞成书中的观点，但是会感觉这本书触动自己思考，怎么理解中国资本市场，比如群氓市场，资源和利润的关系，“在中国我更强调资源地位，相对来说，短期内的赢利多寡会次要一些，”王明夫认为。这本书希望有更多的专业投资人士走到K线背后去，从发现黑马到培养黑马。
中国机构投资者症结
王明夫认为，如果拉长距离来看，资本市场的一切涨涨跌跌都是表面现象，背后主导的肯定都是价值中枢。但是，在某个时点上股票价格的涨跌，不是由价值决定的，是由供求关系确定的，“买卖之间市场能量的蓄积和释放过程决定中短期的涨跌。”
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非常多，比如大家的心理和信心，监管政策，操作手法和每个资本市场的群众基础等等，其中最重要两个因素是：市场行为的心理共识和市场势力，二者会对市场心理和市场走势形成牵引，这是有操纵性的。“二者往往会脱离开市场价值，会影响到市场的波动，而这种波动是每时每刻都发生的，影响到股价的波动，”王明夫分析。对投资者来讲，永恒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涨跌不息中的机会与风险。
在A股市场，“无论从效率还是从伦理要求上看，没有人会反对价值投资的理念，”王明夫说，“关键是大家对价值的判断是有分歧的，”当判断有分歧的时候，博弈就出来了，市场本质上是大家共同博弈的场所。钢铁行业有说夕阳产业的，有说朝阳产业的，说夕阳产业就会卖股票，说朝阳产业就会买股票，形成买卖，这就看市场当中哪股力量会形成更多人的共识，实际上谁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它在那个时段形成了大家的共识。资本市场的机会与风险有很多价值之外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投资者的情绪、操作手法和每个市场的特性。
“中国机构投资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家太趋同，没有分化，”王明夫说。生物进化演进的一个最重要指标就是生物物种是否越来越多样化、分化。基金界尽管有平衡、增长、蓝筹等等各种不同的主题名称，但它们之间没有实质的差异化，选股标准、投资理念没有太大不同。因此，“中国机构投资者在这个意义上讲还处于发展进化的早期阶段。”
这和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本身有关，中国股票市场所能提供的投资工具有限，所以大家的投资只能趋同，不管你的投资主题设计成什么样，结果大家买的东西都一样。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表现出冬天大家一起“挤暖”，夏天大家一起成为推波助澜推动股市走向泡沫化的一种力量。
投机是基于股价波动来决策的，主要关注现在价格与未来价格的对比，不含道德和贬义的成分；而投资是基于价格和股票的价值的对比关系，投资的参照标准和思维方式是公司价值和股票价格的对比。投资需要很深入地研究公司基本面、现金流量和经营状况。投机则未必需要，更需要的是博弈市场心理。
“如果按照这个分类，你会发现中国机构投资者大多是打着投资的旗号干着投机的事情，”王明夫说。中国基金经理在买股票的时候很少会考虑持有这个股票多少年，他们只能基于短期持股来考虑，比如说持股期限半年、一年，最长不超过一年半。如果一年半时间内股票没有按照预期走，他就会做出了断。“中国的基金经理专业素质确实越来越好，也越来越走到K线背后去研究公司价值，但是无论怎么标榜价值，一旦真正回到市场操作层面，他们的操作行为多数还是投机行为，目的在于博弈中短期的股价波动，而不是长期投资去分享企业的价值。”
说到巴菲特，王明夫自认为很崇拜巴菲特，“在投资文化、投资哲学、商业精神、人格精神方面，巴菲特是令我肃然起敬的，对中国投资者非常有启迪意义，”其哲学和商业精神值得在中国大力推广和普及，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巴菲特的操作方式在中国买卖股票，多半都是东施效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