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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施罗德基金40万保底工资挖人，全国的分析师恨不得都给它投了简历，”徐刚说，“为什么卖方分析师就产生不了这样的身价？”
徐刚——中信证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对于这个业界困惑，已经寻找到答案，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身为部门行政领导，还在发表研究报告的研究所主管并不多，徐刚就是一个。在中信证券研究部，他的专业身份是策略分析师。2004年，徐刚的两份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在业内引起极大反响，一份是《本土定价权危机》，一份是《正本清源，制度复位》。前者提出的观点，曾与瑞银证券中国研究联席主管张化桥展开媒体论战，引发公众的极大关注；后者提出的见解，就是徐刚对证券公司全行业亏损现象的制度反思及政策建议。
在中国证券公司群落中，中信证券一直以投行立本，“不干不该干的事”，因此在券商纷纷陷落委托理财陷阱之际，中信证券逆势而上，成为业内佼佼者。
与中金、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不同，中信证券研究部一直低头为内部投行服务。在业内，研究部的品牌影响力弱于公司品牌。眼光向外，不过是最近一两年的事。
中信证券有着浓厚的京派风格，证券公司为何沦为金融生态圈的弱者？证券分析师为什么留不住？这些问题需要从制度设计上找原因。
中信证券不仅一直在寻找，而且一直呼吁，恢复证券公司批股式发行和做市商交易。
制度之痛
《证券市场周刊》（下称《周刊》）：最近三个月，两只银行系基金工银瑞信、交银施罗德分别在京、沪成立，中信研究部是否有人流动到这些新基金公司去？
徐刚：由于金融机构数量少于上海，北京的证券人员流动原本相对稳定。不过，北京新成立的几家合资基金公司、合资证券公司都在招兵买马，中信证券人员流出数量也在增加。
摩根士丹利每年投在研究上4亿美元，分析师薪酬很高；在香港，一个中等偏下水平的分析师，年薪也要100多万港元；去年国信证券年薪30万－50万高薪招聘，今年交银施罗德基金40万保底工资挖人，全国的证券分析师恨不得都给它投了简历……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卖方分析师为什么产生不了这样的身价？
国际市场认的，是卖方分析师，但中国截然相反。这种买方卖方分析师薪酬倒挂的结果，就是我们不断向买方输送人才。
人员流动的事小，却折射出这个行业根本性的大问题，这不是证券研究的问题，而是证券公司出了问题，是整个证券市场制度设计出了问题。中国的证券公司没有海外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当然赚不来那么多的钱，否则，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证券公司亏损倒闭？
《周刊》：那么，您认为合理的制度设计应该是怎样的？
徐刚：证券公司是干什么的？从华尔街梧桐树下现代证券市场创立伊始至今，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投资者提供股票，并承担制造流动性的义务。
目前，投行项目的承销佣金为1.5％，但这些项目却有100多家证券公司在抢，且去年9月迄今，全国一个投行项目也没有，眼下出任股权分置的财务顾问，也就赚个两三百万元；证券公司另一项重要业务是经纪业务，但佣金不断下调，眼下对机构客户的佣金不过0.8‰－1‰。
海外呢？越是机构客户越需要研究服务，佣金越高，对基金公司能收到3‰，社保基金能收到6‰。
投行业务、经纪业务一片惨淡，我们能从哪赚钱养活研究呢？
海外券商的盈利模式是怎样的？以发行大型IPO项目为例，如果在海外，机构投资人不会到证券交易所集中申购股票，而是必须跑到证券公司来买。除了承销佣金，证券公司还能获取高达5%－10％的销售佣金。
也就是说，投资者固然可以到交易所申购股票，但证券公司也有专门批股的权力。这仿佛北京有个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可以买到各种车辆，但宝马、奔驰还有自己的专卖店，要想买宝马、奔驰汽车，必须到专卖店买。
陈昌华、张化桥为什么身价如此之高？因为机构客户看中的是他们背后摩根士丹利、瑞银手中的股票！IPO时，只有他们手里有，否则没处拿去。这才是海外投行真正的盈利模式，才能产生大量的佣金收入，并投入到为机构客户的服务中来。
此外，海外采用做市商制度，而中国内地不是这样，每个人都自己敲单子，这样，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不就成一个通道吗？通道，能产生什么附加值？
由于不具备批股式发行和撮合交易的做市商制度，中国的证券公司，实际上成了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分支机构，这怎么能做好？
后来，国内证券公司发现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能赚钱，然而，这却是作为卖方的证券公司不应该干的买方业务。其结果，大家都已看到，由于干了不该干的事，证券公司倒闭了一大片。
《周刊》：现在，您兼任股票销售交易部主管，这个部门的职能是什么？
徐刚：股票销售交易部，应该干两个事，一是批股，把股票卖给客户，二是做市，所有的股票交易都在这进行。因为不存在批股业务，因此成立了也是假的，并没有股票交易可提供，当前，它不过承担机构客户服务的工作。
所以，在国内，由于证券公司没有提供较强的附加值，永远是证券公司求基金公司，基金公司到你这做业务，不过是给你面子。如果你有批股，有交易，那么买卖双方的金融生态环境就会比较稳定，良性循环。
《周刊》：应该如何改变一边倒的状态呢？
徐刚：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我们一直呼吁，要让证券公司拥有造血技能，恢复自主配售，恢复做市商功能。
那样一个新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跟分析师有很大关系，批股时的定价，要通过分析师的长期行业研究来定，一个公允的定价，能让机构、证券公司都赚钱，上市公司也能顺利融资。这就充分体现了研究员的价值。
只有这样，证券研究才能成为业务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装门面。
现在的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基金，可基金并不完全买账，它也有研究员。他要觉得哪个研究员好，会直接挖过去。所以，现在证券公司惟一对基金公司有所帮助的东西，就是卖基金。你可以看到，基金佣金的排名，基本就是基金销售的排名。
不改变制度设计，即便给券商注资，也将跟扶贫一样。俗话说，救急不救穷，穷是救不了的。撒胡椒面式的注资，钱花完了怎么办？只有给他们造血技能，活下来，然后通过市场整合，才能做大做强。当初信托业面临了几次大整顿，几次又重蹈覆辙，就是因为信托没业务可干。今天的证券业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带头文化
《周刊》：业内公认，中信证券研究部是成长较快的研究团队，你们做了怎样的努力？
徐刚：环境就这么恶劣，就看谁更勤奋，付出的劳动更多。我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当头的带头干。现在，哪个研究所所长还在写报告？哪个投行部行政主管在直接干投行业务？我们的公司文化就是这样，董事长王东明在分管一个具体的投行项目，投行部总经理德地立人在分管一个投行项目，而我，同时也是个策略研究员，在出报告。
当然，更重要的是，公司支持研究工作。我们研究部一年成本1000多万，一直在增加人手，我也从小券商那里招了好几个优秀分析员。中信平台比较大，也比较吸引人。
《周刊》:中信研究部的分析师评价体系怎么设计的？
徐刚：考核指标有硬的，有软的。硬的是一年写多少报告，大报告多少，小报告多少，路演多少，参与多少投行项目。软的就是内部评价、外部基金经理的反馈，包括一些媒体、机构的排名。上述几部分，基本上就能评价一个分析师的工作状态。
研究需要创造性，对研究的评价，就跟全社会对学术的评价一样，也很难完全客观评价。一个好的研究，可能就是一个主意，一两页的纸。现在，国内有的经济学人一年写好几百篇文章，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的名字大众耳熟能详，但是那又有什么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思，一生就写了两篇论文，而且是25岁时写的，70岁时获奖。
这是应该是全方位的评价，客观指标反应了你是否勤奋，外部评价反应了成果。这里还应包括跟同事的沟通，研究都是团队作战，比如最近石油问题比较热，这个课题涉及化工、石化、外汇、国际经济等专业，合作不好，也不行。
《周刊》:人员流动会导致研究水平降低，在解决研究再生能力上，您有什么高招？
徐刚：在这个问题上，各家公司的做法各有特点，中金公司就把门槛弄得无限高，谁也挖不动它的分析师，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就能达到年薪8万－10万。而申银万国的内部管理能力特别强，出现了人员流失，也能迅速填补，做到水平不降。相对而言，我们的特点不突出。
《周刊》:公司如何考核您？
徐刚：最硬的指标是基金佣金的市场排名，这是我的外部考核压力；内部还有对各个业务部门的支持，对投行、经纪、资管业务的支持，这些也都有内部评分制度，对我进行考核。
现在，对我个人的硬指标考核，放在股票销售交易部里，考核基金分仓量。
如何定位
《周刊》:不少研究所都提出了主要针对外部客户的工作方向，你们如何为研究定位？
徐刚：我反对研究所只注重对外部客户服务。研究所脱离证券公司怎么活？靠卖报告？报告能卖几个钱？业内研究做得最好的，是中金公司，它怎么不“独立”出去？至于申银万国研究所模式，我认为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如果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生变化，恢复自主配售，我相信，申银万国会重建研究部。因为那时，有证券研究助力，获取的价值量要大得多。
国际上，惟一独立生存下来的证券研究机构就两个，都靠评级过日子，一个是标准普尔，一个是穆迪。单纯靠写报告，创造不了高毛利。
《周刊》：中信分析师的薪酬有竞争力吗？
徐刚：我认为中信研究员的薪酬水平属于中等，有一定竞争力。中信证券具备品牌、投行优势，很多证券公司，一个分析师多少年都做不了一个投行项目。比如电力的研究，肯定我们最行，为了长江电力，我们把电力行业翻了个底掉。我们做了那么多个钢铁项目，哪个钢铁公司我们不熟悉？这些都是构成对分析师的吸引力。
我不主张高薪挖人。我相信，一个证券公司内部，不可能人人都年薪30万－50万，而任何工作，都需要团队去进行，薪酬距离太大会直接导致内部矛盾。我们甚至能用50万－80万年薪挖个二三十个人，钱不是问题，但那样，我不是自掘坟墓吗？
现在，中国分析师的薪酬情况跟中国足球很像，球员的薪资都炒高了，但是，如果足球俱乐部不赚钱，就根本无法支撑这些高薪的球员。
徐 刚
1998年加入中信证券，从事过行业公司研究、企业债券承销、资产委托管理等业务;1999年组建金融产品开发小组，从事现代组合投资管理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2003年起任研究部总经理，并直接负责宏观策略研究。几年以来，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市场排名不断提升，逐步受到广大机构投资者的认可，被认为是进步较快的研究机构之一;2005年起兼任股票销售交易部执行总经理，负责一级市场的股票销售和二级市场的机构客户开发和维护。主要代表作有：《本土定价权的危机》，《正本清源，制度复位——恢复证券公司卖方角色的本来面目》等等。
背 景
中信证券研究部
中信证券研究业务创立于1996年。经过数年的发展，中信证券研究目前拥有50多人的研究团队，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近年进步最快和最知名的研究团队之一。
中信证券研究主张“研究创造价值”，运用数量投资理论和方法，强调模型和预测，形成了以宏观、策略、行业、公司价值评估为主的基本分析和以基金、债券、指数、金融软件为主的数量分析体系。业务覆盖了各主要的研究领域，体系完备。同时加大了金融产品创新的力度，是国内金融创新起步较早的金融机构。
中信证券研究正逐步成为公司的技术创新中心、业务支持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