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们注意到，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面对台下数百位参加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中美证券业的人士，开场就是“我最近没怎么关注资本市场。”而被美方主持人称作“中国资本市场最资深官员”却明言“不要对我的讲话有太大期望”，甚至自嘲：最近比较迷糊。
或许是因为刚刚开完G20财长会议，周行长可能是太累了，不过，对于刚刚开完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财金界高官来说，如果比较迷糊，我们就不能不说其在暗示些什么。
我们知道，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而细致的描述，在政治上要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应该是来自高层的指示，但有意思的是，在一行三会传达五中全会的精神时，只有央行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一直主张市场化理念的周小川来说，显然他有自己的看法，或许这是迷糊的一个原因。
当然，迷糊的另一点可能是周行长在打马虎眼，毕竟央行为此次股改出了不小的力，给整个市场直接及间接的资金支持达到数百亿，出如此巨资，他比谁都要清醒，嘴上说迷糊，只不过是提前的一种搪塞。
而最糟的一种迷糊，则可能是他真的对证券市场的股改也看不清，如此则有可能是整个管理层内部意见分歧大，这透露出来的信息则足以对证券市场形成更大的压力。
不管这种迷糊为什么，但作为中国财金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确实迷糊不得，因为即使迷糊一分钟，都有可能形成巨大的损失。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昨日在“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说，当前发展资本市场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合理处理和衡量好对外开放的步伐。同时，也要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做好微观机构的改造和制度建设等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周小川说，在一年前的国际货币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谈到，全球化除了意味着贸易更发展、资本更流动和人员交流更频繁外，全球化还意味着储蓄在全球间的移动。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并且储蓄还在以每年半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中国政府不希望储蓄的这种提升继续下去，而是希望能够以启动内需为导向，鼓励消费。
他说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后，就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即便是从净国际投资头寸的角度看，中国也正开始变成向外净输出资本的国家。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从2002年起，误差与遗漏项目由多年的负值转为正数，再把统计监督所不能完全覆盖的因素考虑进来后，误差与遗漏项也正在发生变化，这表明资本外逃情况的存在。因此，周小川认为，必须正视全球化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这种冲击，合理处理和衡量对外开放的步伐。但同时也要避免重犯一些幼稚错误，增加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
周小川还强调，刚刚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资本市场发展强调的是要做好基础性工作，其中微观机构的改革和制度建设都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在制度建设方面，他表示，中国正在修改公司法和证券法，资本市场基本的制度框架正在改变。而在有了制度框架后，也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执行，这也是中美经济联委会所谈到的任务之一。在市场建设方面，周小川认为，市场建设的框架从起步的雏形阶段就应该明确，只有雏形明确了，才有金融机构自我发展的动力和动因。在微观机构改革方面，他表示，金融机构微观机制的改革对资本市场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过去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证券公司，都存在很多问题，金融机构质量都不高。因此，金融机构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要解决历史包袱，这样才能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证券时报)
昨日晚间，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答谢晚宴上发表演讲强调，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慢了也可能有风险。
谈及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设资本市场时，周小川指出，中国能适应这一环境来进行资本市场建设。他援引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4年在世界银行会议上的说法：“全球化”包含的内容除了贸易发展、资本流动和人员交流的全球流动外，还出现了储蓄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即低储蓄国家将利用高储蓄国家的资本。
“中国恰恰就是高储蓄的国家，而且每年的储蓄率是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周小川坦率表示了对高储蓄的担心，“国务院鼓励以内需为导向的发展，但中国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成为一个净资本输出国，即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向外输出国家”。
周小川指出，“2002年后，中国国际收支中‘误差遗漏项’的金额从负变为正，又从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这表示每年有大量的资本向海外流出。”周小川说。
因此，周小川认为，既然全球化的冲击已经来临，那么中国的资本市场就应该学会适应和利用这一风潮，“有人说要开放得慢一点或者控制节奏，也许有道理，但也可能蕴藏其他的风险。把握开放的‘度’是一个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只有大约15年左右的历史，要注意不能犯‘幼稚病’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