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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总喜欢用恋爱、牵手、分手、结合、磨合等与婚姻有关的词汇，来描述合资基金中外股东的合作历程。
合资后谁主导话语权成为市场焦点。很多外资都把参股基金公司作为其在中国发展金融业的战略步骤，在此背景下，如果参股一家基金公司却无法主导公司话语权，这是所有外资不愿看到的。
虽然如此，外资也不会轻言退出中国市场，相反，越来越多的外资鱼贯而入，中外双方股东间的博弈仍在继续。
经典案例
2003年，荷兰银行进入中国基金业应该被看成某种“标杆”。彼时荷兰银行与湘财证券签署全面合作协议那场新闻发布会更是别具匠心，会议选择在钓鱼台国宾酒店举行，一时盛况空前。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荷银集团第一次以强势身份出现，这被看作湘财荷银主导基金公司话语权的开始。
在荷兰银行入驻前，湘财证券以40%持股优势，掌握了基金公司绝对话语权。在股权转让后，来自荷银集团的章嘉玉担任董事长，苏朗诗女士担任副总经理，新的公司架构确立。
之后，荷银顺利增持股权到49%。但由于湘财证券公司亏损问题，其持有的基金公司股权被质押，天津泰达通过旗下的北方信托购买基金公司51%的股权强势进入。
新股东带来的不确定性开始表现，不仅公司名称被更换为“泰达荷银”，而且一些参会媒体还观察到，会议基本上由泰达公司主导，“此次会议其实是荷银缺席的会议”。
进退维谷
更名后的泰达荷银因股东变更带来的调整还会持续，但一些公司高管和员工选择了离开。
此前，荷银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政策允许达到100%，公司也会增持到100%，现在这个计划可能会因为泰达的强势而受阻。
这不是泰达荷银一家公司的独自境遇，国内一些合资基金如光大保德信、友邦华泰基金公司的外方股东也面临类似的遭遇，这给盲目看好中国的外资发出信号：合资果实已经不如想象中的甘甜。
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一开始，保德信占据了基金公司绝对控制权，公司总经理是来自保德信集团的唐保罗，由于基金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这种任命被看作是外资主导公司话语权的象征。
光大保德信在成立后推出业内第一只量子基金——光大保德信量化投资基金。这只基金运作十分不理想，一开始建仓达到90%以上，随后因市场下跌基金净值一路下滑。
在以业绩为主导的基金市场，量子基金走低导致光大保德信的影响力下滑，公司人员流动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忧，公司新业务的拓展遭遇瓶颈。
2006年初，中国基金销售市场再次井喷，但光大保德信旗下第三只基金的发行却少人问津，公司不得不宣布延长认购时间。
保德信集团理念的失败让光大集团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无为”，在唐保罗离开合资基金后，来自友邦华泰的傅德修担任总经理。但光大集团内部人说，“这些都是过渡，未来光大银行收购基金公司股权后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友邦华泰面临同样境遇。在傅德修离职之后，公司董事长齐亮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业内认为这种调整与两个股东争斗有关：之前是友邦主导话语权，之后是华泰证券强势。
退或进？对外资都是艰难的抉择。
博弈继续
即便如此，更多外资仍对国内拥有资产管理牌照的基金公司虎视眈眈。“当你选择中国一家基金公司、券商和信托公司谈合资基金时，就会发现比你更强、更大的外资已经驻扎在那里。”一位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感叹。
6月，由国都证券和意大利隆巴达和皮埃蒙特银行参股的合资基金——中欧基金成立，其中国都证券持股47%，外方股东持股比例达到49%，另一中方股东平顶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
有分析人士指出，平顶山煤业只是一个过渡性股东，它的参股是为了回避中国政府关于合资限制而特设的，这些持股比例在政府解禁之后都会被转移。
这种持股安排成为惯例，当初友邦华泰基金合资时，除了友邦和华泰证券之外，其他三家股东苏州高新、江苏交通控股和国华能源都被看作是过渡性股东。
过渡性股东会在外资增资扩股时逐步退出。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合资基金外方股东加强了对基金公司话语权的控制，一些合资的外方股东已经全面介入到基金公司整体运作，部分合资基金总经理被架空。
上面是隐性的管理权争夺，现在通过合资基金股权结构安排，外资对合资基金话语权掌控更有把握
“外资仍旧对中国市场感兴趣，只不过合作对象更加愿意选择那些实力不是十分强势的中资方合作。”一家合资基金人士评论说，“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外资主导公司管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