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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给《纽约时报》的前建行职员一直是一个神秘人物。
《纽约时报》只透露这位报料者在建行担任过风险顾问之职，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在美国的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建行则一直不愿意披露这位前职员的姓名。建行方面的解释是，这是银行内部管理事务，也是该员工的个人信息，不应当扩散到公司之外，更不应当将其公布于众。
然而，这个人确是所谓“建行隐瞒30亿美元不良贷款”事件的核心人物。对真相的追问，意味着必须找出这个自称掌握核心事实的隐身者。
为此，本报记者兵分数路，在北京和江西等地做了细致的查访，最终确认，这个报料者，就是曾经在建行风险管理部任资深顾问的美籍华人邓凯。
本报就此向建行方面求证，但截至本报发稿时，建行未予置评。
邓凯，1962年生，44岁。祖籍江西省万载县。
邓凯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据本报调查，邓凯从小随父母在南昌灯泡厂长大，有一个哥哥。
他在南昌灯泡厂子弟小学上完小学，中学就读于江西省重点中学南昌十中。南昌十中学籍档案室的老师说：“由于过去了30年，邓凯在中学时期的档案已经很难找到”。
据了解他的人士说，邓凯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数学天分，因此在中学时期得到了数学老师的特殊关照，并教会了他只有在大学才开设的微积分。
1978年，15岁的邓凯考入
北京大学数学系，1982年7月本科毕业后分配到户籍所在地江西南昌的华东交通大学基础课部(现在是基础科学学院)，任数学专业助教。
在华东交通大学的第一年，邓凯的职称是见习助教。按照当时的规定，见习助教是没有资格给学生授课的，因此，当年邓凯基本没有上过讲台，只是给学生做一些辅导，讲讲习题。那一年邓凯19岁。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相当多的学生考入大学已经过了 20岁，因此邓凯的许多学生都比他的年纪大。知情人士称，或许是这一点让邓凯感觉十分尴尬，工作不是很积极。一年后，邓凯成为正式助教，已经有了讲习题课的资格，不过，此时的邓凯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考研准备上，因此，邓凯在华东交大几乎没有上过讲台。
当时跟邓凯共过事的老师回忆，邓凯在学校里跟同事交流不多，但为人很客气。他不住校，每天都坐学校班车回南昌灯泡厂的家里住。邓凯平时在教研室开会的时候不太说话，不过他的数学基础很好，这使他能够很快就“镇住”那些一开始因为他年轻而不太重视他的学生。
华东交通大学的档案资料显示，1984年9月，邓凯顺利考取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87年7月毕业后回到华东交通大学。
但仅两个月后，他就离开了华东交通大学，自费赴美留学。
对于邓凯离开华东交大的原因，交大内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邓凯硕士毕业回到华东交大后，即提出要评讲师职称，但当时的规定是，硕士毕业后满两年才能评讲师，因此学校没有答应，邓凯也由此选择了离开；另一种说法是，邓凯在北京读研时就已经打算出国留学，他重回华东交大的原因是，直接从北大出国，没有从华东交大出国方便。
据了解邓凯当时情况的工作人员介绍，华东交大的领导一直很关心邓凯。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确有能力；另一方面，当年他是惟一分配到华东交大的78级北大毕业生，学校方面对他也格外重视。一个例子是，在邓凯读研期间，华东交大还把邓凯在江西中医学院毕业的女朋友王小平调入华东交大校医院工作。按照当时的惯例，单位要解决职工配偶工作问题一般是需要开具结婚证的，而当时邓凯和王小平还没有登记注册。
虽然档案上显示邓凯1987年7月-9月间是在交大工作，但据校方人士介绍，当时他仅在交大逗留了几天时间，办理手续也很少人知道，王小平也随他一起赴美。但目前二人已在国外离婚。
1994年，邓凯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根据邓凯在不同场合的自我介绍，他曾先后在汇丰、花旗任职，担任高层管理人员。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花旗和汇丰银行的职位，属于一般工作人员。
据记者了解，邓凯之所以会离开花旗银行，是因为与花旗之间产生了经济利益上的摩擦。
知情人士称，邓凯在花旗时，曾向花旗高层提出了一项银行卡方面的计划，花旗高层口头允诺邓凯，项目成功后给其8万美元的报酬，但项目成功后，花旗并没有兑现8万美元的报酬，邓凯因此与花旗对薄公堂，最终双方以私了结束，邓凯也获得了他个人比较满意的结果，不过之后他就离开了花旗。
邓凯的回国经历也是非常奇特。2004年4月，邓被时任建行董事长的张恩照作为海外专业人员聘任，担任建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顾问，合同聘任期为4年。
对于回国效力，邓凯自称其在美国几个世界一流银行的工作经验和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是他工作能力优异的表现，邓本人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回国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的金融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熟悉邓凯的人士表示，在赴建行各分行视察时，邓凯的热情几乎全部倾注在找女朋友和购买住房的事情上，每到一地，就要求当地的分行为其介绍女朋友并推荐比较好的房地产项目。
目前邓凯在北京有自己的住房，他母亲曾一度随他在北京居住，后因生活不习惯又回到南昌，因此邓凯在南昌为其母亲购置了一套住房。
对于邓在建行的工作，一位曾经在建行担任中层领导的人士说，邓凯在建行和领导与同事都不大合得来，他自己也觉得不受重用。
2005年建行年终考核时，邓凯被评为C级(相当于不称职)。2006年7月6日，建行正式解除了和邓凯的劳动合同。
根据建行新闻发言人的描述，这位前员工从2005年8月以来，在多次给管理层要求提高职务和待遇方面的信函和电子邮件中，又对两个分行的贷款分类提出疑义，声称“如果本行能够满足其职务和待遇方面的要求，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本行不满足其要求，就将与美国银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联系”。
在被建行解聘后，邓凯回到美国。他指称 “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有意隐瞒30亿美元不良贷款问题”，随后向建行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恢复工作并给予新的工作岗位，并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二是解雇可以，但必须给予满意的补偿条件；三是如果建行拒绝上述两个条件，他将选择通过律师将建行以及其风险信贷部门在上市前夕伪造不良贷款的情况发给《纽约时报》等媒体并联系美国银行CEO。
建行拒绝了邓凯的要求，邓凯随即将其认为掌握的“证据”告诉了《纽约时报》。
本报一直通过各种渠道，试图联系目前在纽约的邓凯，但至今还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