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拨备”以提高利润，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深发展迫切需要拔高业绩的心态！ 
3月22日，深发展公布2006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董事长纽曼的年薪为995万人民币，实现营业收入71.35亿元，净利润13.03亿元，净利润增幅高达319％。 

    偷奸取巧的账面把戏 
    纽曼曾说，“不是每一个公司的董事长都有机会报告超过300％的净利润增长，因此，我们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机会。” 
    就在深发展公布年报的同一天，中信证券首席金融分析师杨青丽发表报告指出，深发展净利润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计提准备的减少，并认为该行作为资产质量最差、拨备（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和银行资产损失准备）最低的银行股，竟然靠少提准备金的方式创造净利润增长300％以上的“业绩奇观”，实属“市场的悲哀”。 
    基于这一判断，中信证券对深发展的评级为“卖出”，目标价则是8元。而深发展二次股改保荐人国泰君安研究所推荐的目标价为23元，之后，又将目标价调高至30元。 
    在新会计准则下，2007年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中，大批企业也出现利润暴涨的现象。 
    比如4月13日，由于预计第一季度业绩暴涨，股改停牌4个月，负债多年的*ST长控，复牌后上演股市神话，股价最高涨幅超过10倍。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若山提醒投资者，要正确解读会计语言。新《会计准则》实施后，需要投资者正确理解利润的含义。所谓利润不一定是可分配的利润；有利润不一定说明企业赚钱了；有利润不一定代表企业财富增长。 
    深发展降低拨备以提高利润，说明其会计方法激进，盈利质量不高。这种做法显露出深发展迫切需要业绩的心态，不管这种需要来自自身，还是来自它的利益关联方。 

    投机“经营”由来已经 
    这不是深发展定期报告第一次遭到质疑，其2006年的二季度和三季度报告也出现可观增幅，亦有媒体和分析师质疑其玩弄数字游戏，误导投资者。 
    这也不是新桥入股深发展两年多以来遭到的最强烈的批评。从15亿失踪贷款曝光开始，董事长和独立董事互换遭拒，GE入股受阻，外籍行长下课，行长职位空缺近一年，直到新桥以牺牲深发展的信誉和口碑为代价推出零对价股改，投资者对新桥的不信任达到顶峰。 
    外资坚决获得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的机会，无非下注于政策的持续开放。进入市场后，聘请专业律师研磨现行法律法规，擅用疏漏，在边缘地带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桥入股后，深发展所表现在公众面前的“是非”，无不与其行走在灰色地带因果相应。同时，充分运用各种资源与舆论，以期有关部门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或特别礼遇。这些思路彰显在深发展自以为是的一次股改里。 
    新桥并不缺乏面对争议的经验和心理承受力。八年前，新桥—通用电气投资集团下注韩国第一银行，在经营了将近六年后转手。从进入谈判到完全退出，整个过程一直处于韩国金融界和舆论的负面争议中。甚至在新桥退出后，因韩国方面怀疑其在经营期间存在偷漏税行为而惹上麻烦。目前新桥在韩国已不再设置高级职位。 
    与深发展不同，韩一银行是个非公众公司；新桥经营期间其财务数据也并不漂亮；新桥接手时，韩国政府已将不良资产剥离。与其说，新桥买了一个坏银行，不如说，新桥买了一个没有包袱的银行，只是它看上去不那么美，它的盈利能力需要提高，它还有降低成本的空间。 
有业内人士这样解读新桥何以“战略地持有”六年才将其易手，“他们既不是等待经济周期见顶，也不是选择大买家，更有可能的是卖不出去”。不过，新桥最终幸运地卖掉了韩一，其推销能力不可小视。 

    谁宠坏了鲶鱼 
    谢国忠日前发表了一篇比较中国和古希腊竞争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文章——《竞争是进步之源》，文章最后一段总结道：没有竞争，人类会停止改善世界的努力，这将导致更大的悲剧。有时，政治、军事和商业上的竞争看上去会造成浪费、混乱甚至不道德。但是，没有竞争，结局就是停滞。 
    决策者可以从宏观到微观找出各种动听的理由来鼓励引资改制——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传播成熟的信贷文化，加强风险管理，带进前沿技术…… 
在中国，与这些需要长期培育和耐心根植才能收到效果的原因相比，普遍被接受的“真理”好像有一个“鲶鱼理论”：放进鲶鱼，让整个池塘动起来。 
    如果真能以引资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迫使池鱼参与到彻底的竞争中，改变市场现有的格局，那也就实现了引资最理想的目的！ 
    4月2日，获得中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汇丰、渣打、花旗、东亚四家外资银行在内地的100多家网点正式开业，而另有八家外资行正在申请过程中。 
号称市场化的国有控股银行却被小到营业部排长队，大到业务陷入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困扰。外资咄咄逼人的架势逼迫这些被惯坏的宠儿不得不正视自身的问题，从解决营业部长龙开始。看来清除银行的账面游戏和官僚习气，除了竞争，没有更好的办法。 
    可是作为引资的先行者，在走过一段弯路后，与其他二线银行相比，它究竟在市场竞争、管理、产品开发等方面有什么优势？是否找到了明晰的盈利模式？是否给市场现有的竞争格局带来变化？负重的深发展短短两年即可身轻如燕，它的经验是个案还是有普遍的借鉴价值？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有关部门探讨的。 
    如果将“深发展不垮”当成最高要求，或者把新桥成功退出作为评判指标，那么，有关监管部门不必关注深发展的健康，只需关心新桥的收益，因为，在外资获利与深发展提升内在价值之间，两者不构成充要条件。 
    新桥入股后，屡屡对媒体宣称，获得了地方政府和银监会的大力支持。其潜台词无非是现有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尤其在股改问题上，在该看现实的时候，大谈过去，在该看过去的时候，大谈现实，一再寄望有关部门以“特许”相待。 
    如果深发展依靠外资入股带来的优惠政策和特别礼遇参与目前中国市场并不彻底的竞争，不但不会产生鲶鱼的效应，还会为竞争加进不公平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