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起于任正非的华为帝国。

这家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通信制造企业，因为一场大规模员工辞退行为而被聚焦——普遍认为，这是为了规避2008年1月1日即将生效的《劳动合同法》。

这是一部备受关注的法律。最保守的估计是，中国的劳动者数量为1.5亿人。如果包含农民工在内，这一数据可能达到3亿。

这也是一部备受争议的法律。立法应该更理想，还是更现实？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向劳动者倾斜的“善法”，具备强大民意基础，亦被很多人寄予厚望。

不过，法律能否得到有力执行，尚需要观察。“单纯从契约法角度分析，中国的劳动契约法是最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者的权益是最高的。”西北政法学院副教授谢德成，《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专家之一说。

而年底辞工潮的盛行，也提醒我们，如经济学者张维迎所说，“从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来看，很多美其名曰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最终给劳动者带来的是伤害。”


任正非(陈禹 图)

任正非的非常道

本刊记者 张欢 实习记者 饶智 发自深圳

最神秘的通信制造企业

大概每一个想和外界沟通的中国人都离不开这家公司。如果你想打电话，需要程控交换机、动动拇指发发短信离不开电话预付卡和基站服务，想上网冲浪，不能没有路由器……

在中国，这些产品大多是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总部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的这家公司，在中国却并不为人所熟知。

这家中国最神秘的通信制造企业生动地体现着创建人任正非的雄心壮志。当“中国制造”凭借着低价格和低技术含量闻名世界时，他已经成功地把华为这家民营企业带领到了国际一流跨国企业的境界。它是中国最赚钱的民营企业、赢利最好的高科技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之一。

2006年，华为销售收入高达656亿元人民币，其中65%来自海外市场，而据海外媒体透露，今年上半年其收入达到8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2%。更为可怕的是其惊人的利润率——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依据企业2006年营业收入排序，联想、海尔、华为占据前三。但在盈利的硬实力方面，华为以41.36亿元居首，远超第二名海尔的15亿元；华为上缴税金74.78亿元，接近前10名另外9家公司之和。

按照《财富》杂志2006年公布的世界500强入围门槛，华为有望成为首家冲刺《财富》500强的内地非国有企业。1988年这家公司创建时，资本仅为2.4万元人民币。

英国《经济学人》的评价是“它(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在华为公司崛起的过程中，63岁的转业解放军军官任正非一直保持着低调。他在公司内宣称：“我们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内部信息的义务，只要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经营负责就行了。”即便外界有各种正面或负面的猜测，华为也从来不给外人满足好奇心的机会。对于一名中国记者来说，采访他的难度要远远超过采访华人世界首富李嘉诚。

坂田基地里一名负责客户接待的员工告诉我们：“老板有规定，除非是重要客户或者合作伙伴，其他活动一律免谈，谁来游说就撤谁的职。”

很多华为的员工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如果你没有权利代表华为说，就不要说。”这是华为的铁律之一。

距离华为公司仅一街之隔的是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它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富士康科技集团。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以及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像苹果公司的iPod和iPhone、惠普公司的个人电脑、摩托罗拉的移动电话以及任天堂的视频游戏机Wii都是从这里出产的。在和华为公司差不多的面积内，云集超过30万的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的普通劳工。

来到这里，恐怕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社会变革的魔幻色彩。一边是中国最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它的技术创新足以到海外“以技术换市场”，而另一边是被英国报纸称作血汗工厂的劳动密集加工型企业。年轻新锐的工程师和流水线上面色枯黄的打工妹并行不悖地出现在一条街道上，而正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企业形态创造了中国目前最大的财富来源。

最引人注目的辞职风波

2007年11月，一向低调的华为公司引来了社会瞩目。按照公司的要求，工作满8年的员工，由个人向公司提交一份辞职申请，在达成自愿辞职共识之后，再竞争上岗，与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工作岗位基本不变，薪酬略有上升，并且享受一到两个星期的假期。

“先辞职再竞岗”时，所有“自愿”离职的员工将获得华为公司相应的补偿，补偿方案为“N+1”模式。 N为工作年限，打个比方，如果某个华为员工的月工资是5000元；一年的奖金是60000元，平摊给每个月就是5000元的奖金，假如他在华为工作了8年，那么他得到的最终赔偿数额就是10000元(工资+月奖金)乘以“8+1”，计90000元。一名长期跟踪华为公司的记者表示，华为公司在补偿方面的付出可能要远远超出外界猜测的10亿元。

低调的华为公司也许没有想到的是外界对于此举的强烈反应，全国总工会已经介入此事。来自华为方面的消息则表明已经有99.9%的员工重新上岗，其中包括了总裁任正非和董事长孙亚芳。

外界普遍认为华为此举是针对明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该法第14条规定：劳动者在一家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者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除非劳动者提出异议，否则用人单位都应当与之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华为公司内部却相当平静。本刊采访到的数位华为员工普遍表示除了在感情上有所触动外，并没有觉得公司此举有何不妥。一名研发平台小组的工程师对这些老员工表达了自己的羡慕——工作和公司配股不变，多了有薪假期，而且还收获了一大把现金。

劳动难题

如果对这家神秘公司有多一些的认识，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多么突兀。

任正非的华为帝国的核心就是在深圳坂田基地——占地约1.3平方公里的华为总部。这里划分为生产中心、机加工中心、华电研究楼、中央研究中心、中试中心、华为大学、“百草园”员工宿舍以及行政中心。划分各区域的街道分别被任正非命名为居里夫人大道、张衡路、冲之路。

坂田基地里有上万名的工程师，在这里可以找到任何一所中国优秀大学毕业的学生。这里70%员工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还有几千名博士、博士后。华为公司每年在高校的招聘被称作是“掠夺式招聘”，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通信等专业毕业生甚至可以在华为公司开同学会。

一名新入职的大学生第一年的综合收入就可以达到十万元。此后伴随着工作业绩的提升，大抵在第三年左右将可以购买公司的股票，内部股每年都有分红，如果资金不够，公司将协助员工获取银行贷款。对于在华为工作多年的核心员工来说，奖金和股票价值占据了收入大头，工资不过是“生活费”。

高工资的代价是高强度的工作。2006年4月28日，25岁的华为工程师胡新宇因脑膜炎去世，在此之前，他在30天里只回过四次家，时间都花在某重点封闭研发项目上，夜里都是在实验室的床垫上度过。

胡新宇事件后，任正非在《华为人报》警告道，有人认为创业时期形成的“垫子文化”、奋斗文化已经不合适了，可以放松一些，可以按部就班，这是危险的。“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

制约华为发展的另一大问题也许是它神秘的股权结构。

目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一个自然人和社团法人。自然人曾经是任正非，现在是CFO纪平，持有约0.98%的股权，社团法人则是华为职工持股会，任正非在其中的持股比例没人知晓。

华为公司的内部员工持股经过了内部股——虚拟受限股——期权的大变化，这其中的腾挪转移外界很难知晓。即便是华为员工也很难搞明白：公司和员工沟通配股和分红情况时，不容许员工复印或留底，沟通后马上收回通知单。

在这种情形下，员工持股更像是公司对于内部员工的一种奖励制度。原因很简单，员工所持股权与公司的净资产毫无对应关系，员工分到了红利，股权却在奇怪的“零”增值。

接班人问题

44岁开始创业的任正非一直在华为内宣扬寻找接班人。曾经，人们看好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技术天才李一男。

李以解决程控交换机问题而受到重用，半个月升任主任工程师，半年升任中央研究部副总裁，两年被提拔为中央研究部总裁，27岁成为最年轻的副总裁，被人们视作内定接班人。

和任正非有着同样直率性格的李一男，和任情同父子。但在任让他历任营销委员会主任、华为电气总裁、北京研究所所长等职后，30岁的李一男选择了自主创业，这在当时的华为受到了鼓励。任亲自在深圳最好的五洲宾馆送行。

按李一男离别时的承诺，他会做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的代理商。出乎意料的是，一年后李一男组建的港湾网络公司，引入风险投资基金，开发自主品牌产品，还吸引了一大批华为原来的技术骨干，俨然成为“小华为”。

此举令任正非震怒，尽管港湾的收入连华为的零头都不到。华为还是专门成立了“打港办”，在港湾公司竞标时，以低到两折的价格赔本竞标。对港湾的骨干员工，进行高薪挖角，甚至到了熟悉港湾每一个细节，几乎可以挖走它想要的任何人。

在港湾上市前夕最关键时刻，一封来自华为公司的律师函发到了港湾公司，要求其解释若干知识产权问题，并声明以法律诉讼为底线，彻底打乱了港湾的上市计划。

此时的港湾只剩下被西方巨头收购的机会，当西门子有意收购时，华为派出以董事长为首的团队和西门子交涉。考虑到和华为在3G项目上的战略合作，西门子放弃了收购计划。

事情最终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收尾：2006年6月，华为收购港湾网络，李一男重回华为，尽管还是副总裁和首席科学家，但他已经不再是核心团队EMT成员，而华为副总裁有一百多个。

任正非曾在一封写给华为员工的信中说：“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他坦承，“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走出困境！”

2001年，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人们得知了任正非的背景：出身贵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七兄妹中排行老大。他的父亲任摩逊“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

他“文革”时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参军。他出席过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任正非有很多亲戚在华为公司工作，因为他的原因甚至连名字都改掉了。据华为离职高层透露，任的家人在公司口碑相当不错，但他的弟弟等人创办的关联公司还是享有特权，在一些关键的位置上正是由任的亲戚控制。

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任正非评为年度影响世界100位名人，他是作为“商界巨子”入选的唯一中国人。

华为发展简史

华为是由任正非在1988年创立，起初的注册资金仅2.4万元人民币。一开始他在深圳从事程控交换机的代理工作。

1992年，华为公司开始从事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工作。事实证明任的赌博是正确的，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成功地把电信产品价格拉下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国内厂商崛起，国外进口的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从90年代初的每线300-500美元，下降到了1998年的50美元，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随着国内通信市场的逐步瓜分，任正非开始考虑进军海外市场。他们沿用了开拓国内市场的经验：建立稳固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先从并不发达的亚非拉地区起步，建立办事处，通过驻外使领馆与该国电信部门取得联系，逐步占领市场。

2005年12月 23日，华为与英国电信签署正式供货合同，全球最顶级固网运营商的大门从此向华为敞开。2005年11月21日，华为与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沃达丰正式签署全球采购框架协议。2006年2月16日，华为和沃达丰联合宣布，华为将在未来5年内为沃达丰在其运营的21个国家提供定制手机。


一个普通华为员工的一天

在华为，他遵守的是《华为基本法》

实习记者 饶智 发自深圳

11月12日，早上8：00，深圳龙华一个居民小区四楼内，吴飞(化名)床头的闹钟“叮铃铃”响个不停，他伸手摸去，摁熄了，翻了个身，继续着他的美梦。

昨天是周末，小飞一直加班到夜里10点半才离开实验室，回到家已经夜里11点多，做完洗澡、洗衣、上床、看碟等一系列“规定动作”之后，凌晨2：30，小飞终于进入了梦乡，这个周末他又加了13个小时的班。

临睡前，小飞不忘发句牢骚，“为什么我们加班费还打9折？”根据《劳动法》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该额外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小时或日工资标准300%的工资报酬。吴飞他们周末的加班费只是平时同等时间的90%，“在华为，我们遵守的是《华为基本法》，老板的话才是硬道理。”

上班

8：30，闹铃声再次想起，这次不是1个闹钟，而是5个。五分钟后，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穿衣、洗漱完毕，匆匆跨上了一辆开往坂田基地方向的小巴。

9：25，吴飞终于到了华为研发中心F区东门口，他迅速从口袋里面翻出“华为员工卡”，往脖子上一挂，大步走了进去。这时离上班时间已经过了25分钟，不过还好，最迟可以10点钟打卡。

“看来今天又不能按时下班了，”吴飞叹了一声。在这里，一天8个小时必须保证，平时就算加班多干，也是白搭，没有加班费。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要义务加班，因为这一天是替自己挣年终的带薪假，一年12个月，也就是挣12天的假。

吴飞上班的这栋楼简称“F4”，跟华为“地标”——那栋20层研发大楼F1遥遥相对。依次通过大门口、楼栋口、楼层、房间4个门禁，刷了2次“华为卡”，路过大门口的时候，吴飞特意瞟了一眼那两个精壮黝黑的保安，“听过他们都是从天安门国旗班退役的”。

8分钟后，小飞终于坐进了自己的实验室，迅速打开电脑，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吴飞的工号排到了10万之后。在这里，工号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001号自然是归这里的“三军统帅”总裁任正非所拥有，不过，一个多月后，001号也将作古，成为华为的历史，放进档案馆。“七千人辞职”事件之后，任带头的前一万工号员工将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他们要重新编号，接着新进的最后一名员工后面按顺序往下排，任正非的工号即将变成12万多。

中午

中午12：05，吴飞第一个打卡，冲向食堂。如果提前一分钟打卡下班，根据公司规定：罚款人民币500元，直接领导“连坐”罚款200元，外加全公司通报。这可犯不着。

食堂的饭菜不贵，一荤一素一饭一汤，9块钱，比起外面的外卖便宜不少。15分钟后，吴飞吃完了午餐。又买了一个饭团，跑去食堂门外的人工小河边喂红金鱼，那里的柳树下三三两两围着一些客户部和华为大学的美女，难得养眼一回。

12：40，吴飞回到了办公室，翻了翻早上在车站旁买的《南方都市报》。中午1个半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报纸成了他一整天上班唯一的休闲。

13：00，吴飞抱着自己卷起的军绿色铺盖，来到了这栋楼同层B区的办公室，“华为的加班文化已不像创业初期那般，更多人的铺盖变成了午休的装备。”大家的床垫五颜六色，都是自己从附近小店买的。

加班

半个小时后，手机闹钟再次把他叫醒。吴飞熟练地把铺盖一卷，夹着走向了实验室，开工了。实验室里只有三种声音，键盘噼噼啪啪声、风扇呼呼声、加上大家关于项目的大声争吵，构成了办公室的“华为协奏曲”。

15：44，突然，吴飞的“老爷子”手机嘟嘟响起，大学的同学、也是现在的同事李楠(化名)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公司规定，所有带蓝牙、GPRS、红外的手机，为防泄密，研发人员一律禁用，吴飞的“老爷子”也一直没机会换个新的。

李楠约晚上一起吃个饭，除了昔日的同学和现在华为的同事，吴飞这几年其他的朋友基本一个都没结识，“哪有时间啊”。

吴飞十分愧疚地拒绝了老同学的好意，他要赶进度。今天项目经理，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催他交单板的设计方案。这个设计方案吴飞已经做了一个多月，加了不知多少班。虽然“胡新宇事件”之后，公司规定加班不得超过晚上10点，不过，小飞没把这当回事，“没办法，我活没干完，不加班怎么办，难道你替我干？”

时针指向18点整，下班的时候到了。编了一下午程序，吴飞也饿了，他去F区食堂吃了个晚餐，晚上还要加班。今天还没干够8小时。

20：30，吴飞也下班了。今天太累，他没有加班到很晚，小心收好胸卡，坐上了公司专为加班员工提供的大巴。每天晚上除了20：40到21：20之间大规模班车外，22：30、23：30、0：30都有特定班车来研发接人，另外还有24小时的订车电话，用内线打过去，不管几点，都有免费车接送。

21：00，吴飞踏进了家门。洗完澡，吴飞开始洗衣服，他一直坚持手洗，这是一天难得的“运动”。

手头的这个项目做完后，吴飞准备向领导递交辞职申请，不过他的辞职跟劳动合同法无关，与钱有关。在华为积累了2年的研发经验，吴飞现在已经可以很轻松地开发同类产品。而他的月薪只能跟今年新进的本科生持平。

23：00，提醒他早点睡觉的闹钟第三次准点响起，吴飞看《色戒》正酣。

1：00，吴飞终于决定“提前”睡觉了，程序还没写完，明早还得继续。于是，他给五个闹钟定了时间——清一色早上7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