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VC改变中国
经过15年的蜕变,希望挣“快钱”的VC们似乎已经很难耐得住寂寞,在漫长的播种期后等待三年、五年,抑或更长的时间,对于众多创业者来说,这实在不是好消息。

“1993年我们去深圳参加风险投资(VC)研讨会的时候,根本没人知道VC是什么,以为就是买股票和房地产,都拉着我去看房子。”熊晓鸽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哈哈大笑。作为IDG全球常务副总裁,他是VC在中国的见证者,现在,即使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创业者,也知道VC可以给予他们最直接的资金支持。

“那一千万资金至今还没有到账呢!”远在四川的李书文口气中饱含无奈。他是中央电视台主办的“赢在中国”第二赛季的冠军,按照“赢在中国”大赛规定:大赛总冠军将获得一家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新设企业经营权,前五名获胜选手共计3000万左右的创业资金将由今日资本、软银赛富、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三家知名风险投资机构提供。

“目前在中国缺乏真正关注早期、扶持早期的价值投资人,多是财务投资人。”北极光创投合伙人邓峰这样表示。

1980年左右的美国,所有人都在谈论着创业、风险投资、创意和商业模式,而之后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产生了苹果、思科、微软、Google这些一系列由风险资本催生出的伟大公司;而今天,类似情景从西半球转到了东半球,在中国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产生了携程、新浪、搜狐、腾讯、百度、盛大、分众、阿里巴巴……这些由风险资本推动的公司在15年的时间里改变了中国的商业版图和许多人的人生轨迹。

2007年是中国风险资本最活跃和集中的一年,但是总额不过30亿美元,其中还有80%是外资。2008年,是VC的集中套现年,他们都希望满载而归。只是经过15年的蜕变,希望挣“快钱”的VC们似乎已经很难耐得住寂寞,在漫长的播种期后等待三年、五年,抑或更长的时间,对于众多创业者来说,这实在不是好消息。

从“10”到“115”的变化

没有人比熊晓鸽更能感悟风险投资进入中国15年中的历程和变化了。

从金蝶、搜狐、搜房、腾讯、百度、易趣、携程、如家……翻阅中国第一批创业成功者的历史,几乎都能找到IDG的名字。而IDG投资的第一笔基金年均回报达到36%,第二笔基金回报率达到50%,好几个项目投资回报率甚至超过100倍。

在1993年到1998年的三年之中,对于IDG和熊晓鸽本人来说,在中国市场都是孤独的播种者。

“1993年我和周全四处游说,向创业者费尽唇舌解释什么是风险投资,和现在创业者追寻风险投资的盛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但奇迹并非发生在一瞬间。”熊晓鸽说。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1992年,熊晓鸽在深圳银湖宾馆举办了一个关于风险投资的论坛,希望向人们普及风险投资知识。结果来听的人都听不懂。当时中国投资有两个方面最热,一个是炒股票,一个是房地产。

而在那次论坛上,熊晓鸽还请来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鼻祖H&Q的创办人之一Hambrecht以及不少国外风险投资的合伙人。但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当时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太早,既没有退出机制,也没有融资机制,证券市场当时只有两年,很不成熟。而且,也没有做风险投资方面的人才。

现在同为IDG中国合伙人的章苏阳告诉记者:“1993年的时候,我们和科委是50%对50%的合资公司。所以做的企业都是50%对50%的。我们不能直接投资到私人公司里,这就需要创业公司拿出资产和我们的合资公司再办一个合资公司。我们对创业企业的投资到50%,外资只占25%,这种制度设计很大地制约了投资方与创业者双方的灵活性。”

然而5年过后的1998年,漫长的播种期后,IDG和中国风险投资历史都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收获期。1998年,IDG投资了金蝶软件,这次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后来被中国投资者们形象地称为“VC1.0”。中国创业者的春天就此来临。

10年前的金蝶,在得到麦戈文主动打来的电话获得了IDG2000万人民币风险投资后,今天金蝶不但把业务发展到ERP层面,还与IBM联手开拓中国的在线管理软件市场。

而1998年正是互联网浪潮的高峰,借着这股春风,IDG先后投资了携程、易趣、腾讯、3721等。

而紧接着两年后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崩溃也让中国风险投资界进入了寒冬和沉寂期,而IDG和熊晓鸽本人也经历了投资历史中最大的遗憾,“8848本来有机会上市,后来投资银行说再等一等,看市场能不能更好一点,结果一等就过了时机。如果8848上市成功,或许就该重写当当与阿里巴巴的历史了。”熊晓鸽的言语里不无遗憾。

2002年的今天,熊晓鸽与华平创投的孙强、软银亚洲的阎炎几个人一起在广州花园宾馆吃饭,大家开玩笑说:“中国做风险投资的人太少了,就咱们几个人,吃饭连一张桌子都坐不满。”

而今天,当初作为代表的几个中华创投协会成员只有10个人,今天,这个数字是115个,“成长和回报数字只有10倍多,还不够高。”熊晓鸽笑言。

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

“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和标志”,软银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炎这样告诉记者,因为2004年5月13日,盛大网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使得之前不为人知的一个叫“陈天桥”的人瞬间身家就超过了50亿人民币。

与盛大和陈天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软银亚洲投资基金,当盛大上市前处在官司和各种困扰之中时,软银亚洲给了盛大40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并在2004年5月13日上市后的8个月成功套现了5.6亿美元。

“盛大的上市标志着第一次有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退出,并且能赚到钱,而且是回报很高的钱,虽然之前新浪、搜狐等也都成功上市,但对风险投资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第一次发现中国市场真的是可以淘金的地方。”阎炎如是说。

而从这以后,风险投资开始在中国“火”了起来,2004年6月,硅谷银行组织的二十多家风险投资人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Accel Partners、DCM、KPCB、NEA、红杉资本等主流风险投资合伙人;2005年前后,Accel Partners、Ignition、DCM、Redpoint(红点)、Mayfield、KPCB、NEA、红杉资本等这些今天耳熟能详的风险投资基金都进入了中国市场。

“2005年之前,中国的风险投资基本还是财务投资人的概念,那时候的风险投资看重的就是盈利和收入,投资完后也没有时间参与和管理公司,而直到2005年才开始出现硅谷文化的投资人,开始参与被投资公司的一些管理和战略,帮助公司成长和发展。”北极光创投的创投合伙人邓锋这样回忆那个阶段。

“这时候的风险投资更多是非理性的。”熊晓鸽表示。

“热”起来后的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一个典型代表就是VC之间的竞争明显加剧,而且风险投资基金之间更多比较的不是发现项目和投资的眼光与判断,而是能否有更便利的途径接触到那些本身已经“成型、规模”和“优质”的项目与公司。

钱多了是好事,但有时候也是坏事。好的项目和团队毕竟有限。有的时候一些基金为了获得项目不惜抬高价格。比方说IDG和创业企业谈的是投200万,任何一个产业如果最后按价格取胜,那这个行业就存在问题,就是非理性、无序竞争的行业,而这些竞争不但体现在项目和价格上,还有很多猎头来挖投资经理。

“中国是创业者的天堂,投资者的炼狱”,之前一直持此论调的熊晓鸽现在似乎松动了这个说法,“这个阶段会马上过去的,2008年,是风险投资的套现年,不管是IDG还是别的风险投资,都将面临着收获果实退出的结果,也可以说,2008年将是一个分水岭,有实力和眼光的风险投资基金将保持长盛不衰。

“赢在中国”冠军的无奈

对于2007年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活动的冠军李书文来说,风险投资依然是一个神秘的事情:为什么天天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某个风险投资又投资了云南的普洱茶项目,或者某个连锁饭店的老板又获得了几百万美金的故事,而自己在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冠军之后,资金依然没有着落。

“创业型企业缺钱,我们希望风投、基金在资金方面对企业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但是比赛结束之后,风险投资商对这位冠军并没有主动抛出橄榄枝,李书文认为可能是由于自己做的办公家具属于传统产业:“我感觉风投对我们这种早期和传统产业似乎也不太关注,更关注成熟的、或者高科技方面的企业。也可能他们不太喜欢我这个人,他们喜欢找听话的、小绵羊式的人,可能他们觉得我不太听话吧!”这个山东汉子表现出贯有的耿直。

而这个问题并不只困扰李书文一个人,将关键词“创业、找钱”在Google上搜索一下的结果有295,000条,大量的创业者们怀揣自己的BP(商业计划书)在各种行业和风险投资商们聚集的会议、论坛上销售和讲述自己的商业计划和融资理由,“我们办公室每天都有拿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不请自来登门拜访的创业者,很多还是学生。”阎炎告诉记者。

然而,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商之间,似乎永远是一场错位的恋爱。

“这不是创业者的问题,而在于中国市场目前的环境。”阎炎表示,目前在中国做风险投资越来越偏向晚期和中后期,即使之前做早期投资的也开始向晚期和中后期转移,因为大部分的风险投资基金对中国的政策环境缺乏长远的信心,一个早期投资的过程是很长的,3-5年的等待和收获期,这中间很多外在政策因素让我们无法判断是否会有突发和未知变化。

而即使那些幸运地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们,也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企业已经做到了一定规模,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获得风险投资更多的是为了“锦上添花”,而更多需要“雪中送炭”的早期项目创业者们还在苦苦挣扎。

一个信息是,“赢在中国”第一赛季的冠军宋文明的一千万资金至今也还没有到账。

VC的正向功能

和2007年中国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相比,3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数额似乎微乎其微,国家和政府似乎也更关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人民币资产的升值,海外渴望搭乘升值快车的投资者源源不断加入中国市场,客观上造成了PE和VC的膨胀,人民币基金开始成为风险投资商们认真考虑的运作方式之一。

至2006年底,5家风险投资企业在深圳中小企业板实现IPO,据统计,2007年前三季度,全球新成立了47只可投资于中国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总金额高达230亿美元。在国内,仅2007年第三季度,新成立的本土创业投资基金就有8只,共募集资金3.3亿美元,新增资本量比上季度增加了2倍多。中国市场上的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已达300多家,其中比较活跃的有60多家。而未经注册的,以合伙人或公司形式出现的风险投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

一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价值被风险投资家们持续看好,一面是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升值过程中,更多渴望“快钱”和“套现”的人们急于分享这一成果,但是这一切似乎目前还是雾里看花 。

尤其是2006年六部委联合发文的10号文、98号文,将海外红筹上市的路径牢牢堵住后,众多风险投资基金们更多的隐忧来自政府政策的风险。

“从2006年10号文后,到现在还没有一家申请海外上市的公司被放行。”阎炎告诉记者。

在国外证券市场,企业上市只需符合证交所的明文规定,IPO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投资者一级市场购买了股票,二级市场是否能盈利是一个充满风险博弈的过程,“中国证券市场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阎炎表示,国外证券市场不存在那么长的审批时间和流程,而且对于股权投资人来说也没有那么长的锁定期,这样的资本市场对从事“尽可能低和合理的投入,谋求最高回报”的风险投资人来说,是一个成熟规范的市场。

国内A股市场,锁定期要求3年,每一步上市流程中的手续都要到各级政府部门审批,二次增发股票时候也要到证监会审批,“3年后的市场变化因素太多,股权投资人无法退出只能让我们对A股市场望洋兴叹。”阎炎表示了自己的无奈。

和整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相比,风险资本的作用似乎确实沧海一粟,但是作为中国第一代风险投资人的代表,阎炎更愿意将这种作用放到整个“经济学”背景下。

“目前中国人民币存款数额是40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资金量的90%以上,而回报只有3%-4%,这还是在加息后,而目前VC、PE在中国的平均回报率是30%-40%,即使回报较低的国外市场,黑石和KKR年平均回报率也在22%左右。”阎炎表示,经济效率的核心是提高资本的流动性,而不是通过中国以往传统的外延性扩张,还随之带来一系列环境遗留问题。

风险投资的本质就是投入最小化,回报最大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风险资本大大提高了中国金融系统、资本市场效率的正向功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将寻租、无序、混乱等现象慢慢排除,而走到一个资本有序化的结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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