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中国贸易不平衡更多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现象

【背景】日前，中国海关公布：2008年2月，当月出口总金额873.7亿美元，同比增长6.5%；1至当月累计，出口总金额1969.9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当月进口788.1亿美元，同比增长35.1%；1至当月进口1689.4亿元，同比增长30.9%。
　　
统计数据表明，过去五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特殊变化：先是贸易顺差在GDP中的比重升到历史高位，同时，家庭消费比重则降到历史低位，甚至远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最后，国内储蓄总值比率飙升，前所未有地达到GDP的50%，比亚洲地区和全球的水平都高得多。
　　
专家指出，这些趋势颇为特殊，是因为不仅中国自己从未见过如此极端的走向，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这也是个宏观经济难题。很少有国家经历过这种在内部和外部平衡之间的迅速摇摆，尤其是在一个并没有爆发经济危机的环境中。以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根本找不到可比案例。更紧要的是，类似急剧增长的贸易顺差，往往导致同样急剧的国内投资需求降低。然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国内储蓄大量增加，同时投资对GDP的比率也保持在历史高位。
　　
UBS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认为，中国贸易不平衡更多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现象。可以预见，这种不平衡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可以肯定的是，工业投资增长比率已从2003年的高峰开始下降，我们对国内产能利用的乐观估计正在上升。过去18个月以来，贸易顺差已经稳定，这表明中国最非同寻常的宏观经济摇摆已经过去。
　　
他说，我们仔细研究中国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后，得出如下结论：真正的原因是工业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贸易和储蓄数据都准确地指向同一个引发当前不平衡的根源——重工业部门。2001至2004年的过度工业投资导致2004至2007年的产能迅猛增长。重工业企业靠这样的产能，在国内和国外抢占了本来掌控在外国供应商手中的市场份额，使得生产额和企业储蓄在GDP中的比例迅速增加。这又推动了高投资和高贸易顺差的增长，同时压低了家庭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例。
　　
这里需要解释产能的增加。对工业产出在GDP中所占比例的观察可以发现，仅仅五年时间里，重工业产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几乎翻了三倍。为何是集中于这几个部门？这种增长是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吗？不，事实上，政府从2003年起就试图限制产能的增长。然而，并没有成功。政府总体的工业政策近几年一直无效。
　　
为什么呢？在安德森看来，产能增加基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第一是最近的利润周期的总量。过去四年来，大部分导致产能急速增长的项目都是2004年中期之前开始或计划的，那时，重工业利润处于高峰。值得注意的是，2002到2003年度利润水平不仅相对于过去十年来说是高的，甚至追溯过去20年，这一利润率也处于最高点。在重工业领域，项目从开始到完成往往需要两到四年，“蛛网”循环的后果清晰可见又痛苦无比。
　　
这个解释能说清为何问题只限于资本密集部门，因为最初的投入热潮集中在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轻工业和服务业在2002到2003年并未见显著的利润增长，于是，也就不如重工业那般拥有增加新的产能的动力。
　　
第二，在中国，过度投资的状况往往由于企业的国有化而愈发恶劣。鉴于没有合法的分红政策，国企除了把收入用于再投资，别无他法。此外，相比私企，国企缺乏财务规范的现状也极易过度形成新的资本。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占据中国经济的大部分，但从十年前开始，中国政府逐步剥离了消费导向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只留下重工业部门，如钢、基本原材料和机械，继续国有。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剩余出口”（globalized vent for surplus）的增加。过去30年里，中国一直在过度投资和供给过剩的循环中反复。早期，这一问题一般在国内就可解决：过多的产品导致价格下降和利润减少，最终结果就是痛苦地减少过量的生产产能。例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关闭了数千家亏损企业，几百万国企工人下岗。
　　
然而，这一次，除了普遍的利润下降，我们在重工业领域感受不到任何必须减少产能的压力，为什么呢？部分原因在于过度投资的规模远比上世纪90年代泡沫期的规模要小，但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厂家可以把问题“出口”到国外。他们并没有让机器空置或关闭工厂，而是积极地占据海外市场份额，有时还大规模增加出口货运。就钢铁来说，过去几年里，不再是国内的钢铁企业，而是全球的钢铁工业，来承受产能过剩的冲击。这是对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证明，是30年对外开放和放松贸易投资限制的结果。
　　
他说，在国内周期里，建设高峰期对重工业的过度投资一旦遭遇投入减少，就面临产能过剩，于是导致原材料和设备的海外进口下降。2004年，权威部门开始收紧政策，限制贷款并取消开发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下跌过半，钢材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也随之下降，进口自然减少。